司马北，原名余狸，后改名并改身份证以司马北为名。他曾因支持转基因而广为人知，后远走美国并成为某电视台中文节目主持人。据传，他在美国期间化名玉力，在多家报纸上攻击中国，并加入反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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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批莫言是“鸡同鸭讲”文|司马北最近在手机上看到司马南的一个谈话节目，是说他和一个莫言的粉丝“斗嘴”的故事。说实话，莫言的那个上海女粉丝素质不大高，自称是莫言的忠实读者，读了那么多莫言的作品，还停留在这个水平，有点给莫言丢分。特别是在伶牙俐齿的司马南跟前，那真是“弱爆了”。
我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到，此事的起因，是几天前司马南引用评论家陈先义的文章，做了一期批评莫言的节目。陈先义和司马南批评莫言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据说是十年前莫言的一段讲话。莫言那段话的大意是：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不知是陈先义先生之前没看到这段话，还是现在认识有了提高，认为莫言此话“大逆不道”，或者忽然想要抓个名人批一下，提高自己的曝光度？反正把人家多年前说的话拉出来“示众”，总让人感到怪怪的。司马南是干自媒体的，要的就是个流量，借用陈先义的文章，大批莫言文学观点，也有点哗众取宠之嫌。上面都是闲话，下面进入正题：陈先义和司马南批莫言的这段话，批的对不对？首先我要声明，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任何人也都可以批评别人，批评行为本身没有对错，我这里说的是批评的内容。站在陈先义和司马南的角度，他们一定理直气壮地认为，批评莫言那段话无疑是对的。这可以理解。一、他们的思想极左。二、他们不懂创作。站在莫言的角度，他的话无疑也是对的，这可以理解。一、他是作家，他的站位比较高。二、他是有思想的，他说的是自己的观点（他自己谦虚地说是一种“偏见”）。
实际上，双方不在一个频道上，这种辩论是无法进行的。遇到此事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一句粤语词汇――鸡同鸭讲。“鸡同鸭讲”的字面意思为鸡和鸭讲话，语言不通，形容两个人并非共同语言，无法沟通。好像这个词汇是来自一部粤语电视短剧中的一句歌词：“鸡同鸭讲，眼碌碌”。
我理解莫言先生的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讲出来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从来不缺乏歌颂皇帝、歌颂朝廷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且文字还不会少，但是，能够流传下来的，能够进入后世各种正规选集和正规文学史的，几乎没有。野史里面会有，都是当笑话记载的。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朝廷的寿命都是有限的，歌颂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会随着皇帝和朝廷的消失而消失。一个有“野心”的文学艺术家，想要把自己的作品流传下去，自然不会去创作那种“短命”的作品（为了取悦当权者，并谋取个人利益除外）。我理解，莫言这番话，是讲给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文学艺术家听的。陈先义和司马南不是文学艺术家，之前他们都干过多年的媒体记者、编辑，媒体是干什么的？就是“传声筒”啊！上边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远了不说，就说最近四五十年的中国吧！发生过多少政治运动，宣传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啊！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不说也知道；没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年轻人，说了他们也不懂。这里就不去细说了。在这期间，文学艺术界也深受其害，每次政治运动，上面都要求创作紧跟政治形势的文学艺术作品，当然都是歌颂啦！这才过了多长时间，有留下的作品么？前几天看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写的文章，细数他的创作经历，令人唏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到网上搜索。在那个年代，如果莫言敢站出来说出他的“偏见”，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说不定还要被杀头（当然，他的“偏见”也是从那些政治运动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谢天谢地，那个恐怖的年代终于过去了，即便还有陈先义和司马南这样的极左残余分子，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了。毕竟，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说到这里，本文题目中的“鸡同鸭讲”，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吧？那些跟着司马南一起骂莫言的“马粉”，也该清醒一些了吧？随便说一句，陈先义和司马南都不是坏人，只不过他们不是作家，思想有点“左”，想问题的角度和莫言不同而已。比如司马南在节目中还提到武汉的作家方方。他认为方方应该和记者们一样去歌颂那些先进人物。其实，歌颂先进人物的记者如过江之鲫，根本不缺方方那一个，反而是方方的角色无人替代，她所起的作用可能比那些以歌颂为己任的记者们更大。后来的上海疫情搞得那么糟糕，不能说因为没有方方，起码将来上海要总结经验教训，都难以找到像方方那种有现场记录感的样本。西安有个残疾人，当年骂方方骂得很凶，等到西安疫情肆虐时，当“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他的头上，他才感到是一座山的时候，他在网上呼吁自己如何艰难，结果遭到网友的耻笑。有人把他当年骂方方的话翻出来，和他现在的绝望呼吁比对，让人觉得他就是个小丑。还有上海作家六六，当年也扮演了批评方方的角色，结果上海疫情肆虐，让她家遭受苦难时，她在网上发声诉苦，也遭到网友的耻笑。她当年批评方方的那些话，被人翻出来了。方方揭露的武汉那些事，在上海的六六身上得到“报应”。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什么？作家要比“传声筒”更有良心，方方要比六六更有良心。有良心的作家记录的是历史，将永垂青史；“传声筒”记录的是历史的泡泡，很快就会消失。写此文时，我在一个作家群里看到两则留言，是关于莫言的，代表了作家的观点。实录如下，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