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国级。他虽身居高位，但心系故土，病逝后按遗愿从八宝山葬回上海，彰显了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眷恋。他的离世令人惋惜，但其精神与贡献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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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级的历任领导人中，若要数谁的寿命最短，黄菊当在其列。在上海工作生活了40年后赴任国务院副总理，69年弹指一挥，黄菊飘飘然羽化登仙，留给我们关于上海腾飞的美丽传说。
知水江南年少时
黄菊的老家，浙江嘉善县东门大街399弄，这里仍保留着江南水乡的古老建筑风貌，双亲去世后，老宅现在由堂哥黄德铭居住。
黄菊的父亲黄凤池是当时罕见的高中生，毕业于嘉兴一所有名的中学，在一个作坊当会计。
母亲金静默是家庭主妇。黄菊1938年出生于上海，18岁之前，黄菊一直在家乡生活和求学，先后进入浙江嘉善一中、嘉兴一中读书。
家中长辈回忆起黄菊，都会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童年时期，其他小朋友放学回家就往外跑，到处撒欢，黄菊则不同，他喜欢在家安静学习。
根据黄菊堂兄黄德铭和堂嫂周中仙的回忆，黄菊口才了得，热爱演讲，许多人都讲不过他。
黄菊的小学同学范存孝依稀记得，黄菊父亲对他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在黄菊小时候，父亲便要求他用普通话演讲，他后来的演讲能力应该与父亲的督促和有意培养密不可分。
学生时代，黄菊不仅学习刻苦，平时还很喜欢唱歌，这个爱好一直伴随终生，在工作后，有什么集体歌咏活动他总免不了要一展歌喉，于是人称“业余歌手”。
1956年，18岁的黄菊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录取，从学校毕业后，黄菊便被分配到上海人造板机器厂工作，在上海一待便是40年。尽管上海离嘉善不远，但是黄菊工作后便很少回家了。
黄菊的堂兄说自己已经有20余年没见过黄菊了。黄菊父亲黄凤池1986年葬在了嘉善的公墓，范孝存记得，黄菊回嘉善扫墓，往往都是一大早便赶到公墓，扫墓结束后马上回上海了，为的就是不让当地的政府知晓他回到嘉善。
在人造板机器厂工作了4年后，他又进入上海中华冶金厂工作，在这期间，他踏实工作、刻苦学习，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这个机器极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也提升了钢水质量。
在特殊年代，“覆巢之下无完卵”，黄菊同样受到了冲击，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始终坚守岗位，坚持原则，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直到80年代，黄菊一直在企业中工作，他大胆改革，调动了企业工人的积极性，使得上海多个企业单位的面貌焕然一新。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黄菊这样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受到了组织的青睐。
1983年，45岁的黄菊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直到2002年调离地方，正式当选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在上海工作长达40年，为上海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土地批租，上海的新机会
1994年，黄菊任上海市委书记。虽然自近代以来，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上海与“摩登”几乎是对等的概念，但是当时的上海对于黄菊来说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20世纪末，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上。城市是改革开放重要的一环，上海更是城市中的领头羊，但是此时却出现了GDP增速跌破全国平均水准的尴尬局面。
1994年邓小平还曾经前往上海调研并与黄菊会面，他向黄菊传递了自己的焦虑：“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但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布局不合理、资金短缺等问题是摆在黄菊眼前几座雷打不动的大山。
在改革开放大方针的感召下，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利用各自的区位优势，吸引港资和澳资，迅速发力，于是一时间出现了“下海潮”，内陆的“弄潮儿”纷纷南下挖掘“第一桶金”。
而上海临近的安徽、江苏等则在农业发展方面崭露头角，农民的积极性仿佛被“激活”了，这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而上海，独有地理优势，其他方面要资金没资金，要产业没产业，已经明显赶不上周边省份的发展步伐。
在一番调研和考察之后，黄菊认为，当务之急是为上海注入资金，他进而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土地批租”的方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何为“土地批租”？用黄菊的话解释：“用人家的钱拆除棚户建新楼，新楼带来商业和繁荣，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由于没有成功的案例，市民对此颇有微词。毕竟要拆除棚户，将涉及到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问题，民众有疑虑也情有可原。于是黄菊通过电视讲话的方式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这才平复了舆论压力。
卢湾区旧城改造就是“土地批租”的典型代表。当时区里的干部顾虑重重，这个城区人口密度相当高，不到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38万人口，有33万平方米的危棚简屋。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旧城区改造成本本来就很高，如果房子拆完之后土地反倒卖不出去怎么办？黄菊则十分坚定，鼓励干部“大胆试，闯点新路出来”。
几经周折，卢湾区政府引入香港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最终由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300万美元受让了该地块，当第一块毛地批租土地交到了开发商的手中时，平均每户约收到6万元赔补，总赔补金额在8000万元左右，居民的动迁安置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高效完成了。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利用外资进行旧区改造的实践，证明“土地批租”是可行的，大规模的旧区改造成为了现实。
自此在卢湾区挖人工湖、兴建绿化，对旧房进行了保护性的改造，现在的太平湖和新天地就是在这时候诞生的，卢湾区也因此被誉为“海上第一块”。在卢湾区的示范下，上海各区也全面展开了“土地批租”。
根据数据，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时间内，上海一共批租的土地有459幅，拆除旧房面积超过185万平方米，其中危房和棚户占到了46.2%，而且大部分地块的批租、动迁和开工工作都是在当年完成的，这足以证明旧区改造工作的飞速进展。
通过土地批租，上海实现了“以地养地”的良性循环，土地资产收益最终惠及每一个上海人。
在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看来，“土地批租”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外国企业慕名前往上海投资，出口和金融业务也随之兴起，这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意味着再次将上海带回到世界的轨道上来。
这其中不乏黄菊的深谋远虑，他为上海创造了一个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机会，这种成功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
国资改革，上海引领新风尚
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管理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全国各地的普遍性操作是将财政局的一个处提升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海也不例外。
但是实施下来，上海发现由于国有资产管理局受到级别和权限的限制，难以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堪称中国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但是大环境的变化使得黄菊班子不得不重新定位国资之于上海的重要性，并探索国资改革的新路径。面对困境，黄菊再三强调改革和稳定的重要性，改革是战略，稳定则是战术。
1993年，上海撤销前一年刚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国资委和国资办，此后上海的国有资产全部划归国资委所有，由国资办具体管理，国资委主任则由市委书记或市长等主要领导担任，上海对国资的重视可见一斑。
1995年，针对国资的改革再度开创新局面，国资管理走向市场化，此时上海成立了五十多家市级国资管理公司，大体上形成了国资委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模式，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再对二级企业进行具体管理。
在这套管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黄菊贡献了许多建议，也提了不少要求。“上海经验”仿佛为全国各地的国资管理部门“打通了任督二脉”，经过慎重考虑，中央最终决定汲取上海经验，推出国资管理新模式。
战绩等身的上海在90年代逐渐回到了中国的“C位”，突飞猛进、一次次刷新记录的上海，正是黄菊主政时期的上海。
2002年，黄菊离开工作了四十年的上海，赴京履职，在次年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与其说上海在世纪之交的飞跃发展为黄菊带来了足够丰厚的政治资本，不如说上海经济的腾飞让黄菊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外界在分析黄菊的成功时主要关注两点，一是黄菊长期在上海的企业工作，不仅对上海有足够的了解，且熟悉国有资产的管理事务；二是中央的支持，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十分看重上海，每次在上海寻访，他都喜欢用朴素的言语激发上海市政人员的想法，当然也给了黄菊许多权限。
而对于在上海取得的成就，黄菊有不同的认识。
黄菊生前下属回忆，有段时间，不同级别的党政代表团陆续到上海来考察、学习，中央媒体也刊登了不少介绍上海经验和做法的文章，有些上海干部开始飘飘然了。
黄菊却在市委常委会上很严肃地提醒大家戒骄戒躁，上海的今天离不开中央的正确领导、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和上海人民拼搏奋斗。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在工作上，黄菊敢于打破陈规，思路开阔，在生活中，他谦逊低调，严以律己。
娃娃脸的“马路市长”和“环境书记”
黄菊天生一张娃娃脸，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那张始终带笑的圆脸，透出为官者的亲和力。1985年，黄菊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当时负责财贸工作的另一位副市长接到黄菊电话，黄菊的来电主要是要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那段时间市面上卫生纸供应紧张的问题，这让黄菊的同事摸不着头脑，堂堂副市长，怎么会关心卫生纸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黄菊了解到因为原料紧缺导致用纸巾紧张，并且供销部门会尽快解决原料问题后才放下心来。
还有一次，黄菊从家人口中得知许多老人需要在粮油店排长队买食物，他立即想到，物价改革可能给孤寡老人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随机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并提出便民补助的方案。
根据黄菊身边曾经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暴雨天，黄菊准备外出，警卫员没有准时赶到。
黄菊询问原因，得知警卫员因为家里房屋漏水所以迟到了，黄菊马上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要求他们紧急查清全市情况，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好房屋进水问题。
每天“两点一线”，黄菊几十年如一日，仿佛永动机一样连轴转动从不知疲倦，每当有人劝他休息时，他总会谦虚地说自己是笨鸟先飞。
黄菊在上海的市政交通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有一种说法，由于交通不畅，在上海的早晚高峰，公交车上大概每一平方米就有11双鞋子会被挤掉。
这种窘境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旧的“四车道”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但是正在研究的“六车道”方案又需要2万多户居民动迁。黄菊对此颇为不满，要求道路规划要合理，尽量降低动迁量。
无奈之下，工作组不得不反复考察，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专题研讨会。最终确实如黄菊所愿，不仅动迁量降低了，而且高架和地面道路都拓宽了。因此上海市民给黄菊冠以“马路市长”的称号。
浦东机场
除此之外，在建设浦东机场时，香港刚投入运营的新机场发生了系统混乱，黄菊担心浦东机场走弯路，要求有关负责人必须前往香港实地调研，搜集一手资料，全面掌握情况。
黄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不仅使浦东机场的建设避免走弯路，而且通航试运行取得了一次性的成功。
黄菊还是个“环境书记”，他不仅重视自然环境，也重视文化软环境。
90年代以后的上海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钢筋水泥覆盖了绿地湖泊，黄菊在考察了其他城市的绿地建设回来后强调上海一定要有绿地建设，在他的倡导下，城市的大型公共绿地开始出现了，也成了城市的“绿肺”。
现在游客们到上海必须“打开”的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等地标性建筑同样凝聚着黄菊的心血。
他十分重视文化设施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黄菊曾经幽默地形容什么是好的舆论导向，如果众人跟着红旗走，叫雄壮，如果高举红旗但是形单影只，那就叫悲壮，宁要雄壮不要悲壮。换言之，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标准。
从工厂的普通技术人员到主政一方的领导，黄菊在上海度过了40个春秋，走遍了申城的大街小巷。
2002年赴京履新之后，黄菊依然惦念着上海的发展，2005年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专程回上海参加了洋山港的开港仪式，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亲眼见证上海的变化了。
回京后不久，黄菊突然住院，在与病魔作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仿佛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依然心系未能完成的工作。2007年6月2日，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2015年，遵循黄菊同志生前遗愿，魂归故里，落葬于福寿园。
文/南宫钦